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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红心永向党——记老地下党员谢锡全

发布日期:2022年06月30日 来源: 江津区关工委办公室 作者: 易冬梅
摘要:六月以来,初夏的天气变得日渐炎热。2022年6月16日一大早,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城南社区外的小广场人来人往,不一会便喧闹了起来。几十个老同志和社区居民们穿着新时代文明实践

六月以来,初夏的天气变得日渐炎热。

2022年6月16日一大早,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城南社区外的小广场人来人往,不一会便喧闹了起来。几十个老同志和社区居民们穿着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志愿者红背心,把塑料凳摆成了一个半圆,围坐在一起,聚精会神地聆听着精彩的宣讲报告。

这是城南社区“银色年华”党员驿站本月主题党日活动的场景。老党员们集中学习了刚刚召开的重庆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畅谈起了学习体会和感受。驿站负责人漆容帮大姐有板有眼地主持着活动。热心肠的她一眼就发现了人群中95岁的离休干部谢锡全。她便热情地招呼道:“谢老革命,大家都要发言,您老人家先带个头嘛。”

漆大姐话音一落,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现场那位头发、眉毛、胡子都已斑白的老党员谢锡全,眼神里饱含期待。

因为长期在一起学习、活动的缘故,大家对谢锡全并不陌生。他虽然年逾九旬,但耳聪目明,讲起话来中气十足,记性还特别好,对过去的事情更是如数家珍。这位看上去平凡而普通的长寿老人,对大家的盛情相邀,毫不迟疑地欣然应允。

此刻,谢锡全用一口地道的江津话,深情地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跟着共产党,革命了一辈子,奋斗了一辈子,现在生活很幸福,我们的党非常了不起。”随后,谢锡全声情并茂地讲起了自己的革命经历,仿佛重新回到了那段赴汤蹈火的革命征程中。

1927年,谢锡全出生于原江津县石门区秦家乡合鸣村(现江津区石门镇永安社区)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家里有父母兄弟6人,平日靠租种地主田地为生。

“租重、押大、利息高,穷人头上三把刀”是当时贫苦农民的真实写照。谢锡全他们家辛苦一年到头,光租金就是12担谷子,仅剩的几担谷子是全家6人的口粮,遇到种庄稼收成不好的年份,只有勉强靠红苕、野菜、稀粥等艰难度日。

对贫困家庭而言,基本糊口都尚且难以维持,孩子上学读书更成为奢望。无奈,谢锡全只读了两三年私塾,就没钱继续上学,回家帮着种地。那时的他,梦想着有一天能打破黑暗社会的枷锁,能够吃饱饭、穿暖衣、学文化。

1947年,谢锡全的邻居凌照远外出求学几年后,回到了村里。谢锡全对这位有知识、有文化的凌大哥很是崇拜,与此同时,凌照远也发现谢锡全这个青年人有不满世俗、追求进步的心思。此后,凌照远有意识地把谢锡全单独喊出来,给他宣传中国共产党为穷人做主,让农民翻身,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是谢锡全第一次听说了共产党,感到非常兴奋,他心里情不自禁地想着:“共产党早点来,把我们解放了就好了!”从那以后,凌照远常常把谢锡全约到山坡上的树林里、坟山上面等偏僻地方,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解放战争的形势。

不久,谢锡全得知这位凌大哥是中共川东地下党津北支队的负责人,他崇拜之余又多了几分敬意。渐渐地,谢锡全认识到,只有起来革命才有出路。于是,他也想做一个像凌大哥一样的共产党员。1949年3月,经过凌照远单线谈话、单线发展,22岁的谢锡全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谢锡全担任了当地环山游击队的地下交通员。在江津县石笋山、滚子坪和永川县黄瓜山等地,传递情报消息、运送《挺进报》……农民身份俨然是最好的掩护。他当时总是把情报叠成小豆腐块,放在草背篼底部,铺上厚厚的青草,伪装成割草喂牛的农民,悄无声息地传递着情报。

黎明前是最黑暗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反动派奉行“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以悬赏两担谷子的“重奖”疯狂地围剿中共党员。谢锡全在内的地下党员们面临的形势岌岌可危。那时候,哪家出了地下党,便会遭到“连坐”的惩罚。敌人非常怀疑谢锡全的身份,便把谢母用绳子绑起吊在房梁上毒打,还威胁要火烧房子。即使被打得遍体鳞伤,即使可能会流离失所,谢母和家人硬是咬紧牙关,一个字都没有透露他的真实身份。

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谢锡全非但没有害怕,更没有退缩,悄悄给家里人带信,鼓励家人勇敢对抗残暴的敌人,用“怕死不来,来了不怕死”的诺言,表明了自己坚定的革命信念,随时准备为革命牺牲。还好,他一次次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都有惊无险,并且还毫发无损。

1949年11月28日,江津解放了。第二天,为了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谢锡全就带着一床毛毯、一套军装与各乡抽调的地下党员一起来到江津县城,参与接管新政权。

刚刚解放的江津县城,社会治安还比较混乱。国民党残兵游勇、当地流氓、恶霸、旧保长、惯匪鱼龙混杂,暴乱事件猖獗一时。谢锡全来到县公安局报到,参加了剿匪战斗队。每名成员配发了一支上刺刀的步枪、两百发子弹和四颗手榴弹,全副武装,随时待命。白天,他们抓紧训练打枪,晚上,他们轮流巡逻站岗。两天后,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深夜,县公安局突然接到群众报案,说是东门遗爱楼的一家店铺遭到土匪抢劫。案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战机。剿匪战斗队立即安排谢锡全所在的一排一班执行任务。说时迟那时快,谢锡全他们刚到达现场,土匪还在搬运抢夺的物资,战斗一触即发,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30多个土匪武器精良,凭借着“哒哒哒”连环三发的枪支,和剿匪战斗队负隅顽抗。谢锡全便带领一些队员绕道武城山下,居高临下包围了遗爱楼。土匪在两面夹攻下,不得不丢盔弃甲,仓皇从后门逃窜。

战斗结束后,谢锡全和队友们冲进遗爱楼,解救群众,清理现场。好巧不巧,他们在后门处发现一滩未干血迹。排查后,队员们和群众都没有受伤。无疑,这是土匪受伤留下的痕迹。“中了枪伤,肯定会去医治。”一经推断,谢锡全他们随即紧锣密鼓地布置,秘密查访城区各医院和诊所。果不其然,第二天,受伤土匪在四牌坊草药店医治枪伤时,被剿匪战斗队一举抓获,并对罪行和同伙供认不讳。于是,不到一个星期,30多个土匪被一网打尽。此后,城区还发生了三道拐、黄荆街抢案等散发案件。随着案件的相继侦破,江津县城的匪患基本平息。

1950年3月左右,龙门、白沙、朱杨等乡镇还不时有土匪出没。谢锡全所在的剿匪战斗队奉命转战乡镇剿匪,和穷凶极恶的土匪殊死战斗。有一次,土匪以朱杨寺为据点,挟持了32名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欲与剿匪战斗队长期对峙,以至于战斗队强攻三天三夜也无法拿下。于是,战斗队负责人灵机一动,让人用喇叭喊话,采取攻心战术。年轻的谢锡全接下了这个重任,他对土匪大声喊道:“你们被包围了,我们的政策是优待俘虏,缴枪不杀。”最后,土匪在强大的政策攻势下,纷纷弃械投降。32名群众也转危为安。直至1952年,剿匪工作才彻底结束。

纵然九死一生,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谢锡全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江津的经济社会建设中。此后,谢锡全先后在县委工作队、县乡供销社、县商业局化工厂、县工矿贸易公司、县糖果厂工作,参与过土改、农业发展、三线建设和企业改革等工作。每一个单位、每一项工作,他都认认真真对待、兢兢业业完成。在家乡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谢锡全印象最深的还要数,经过他和同志们的不懈努力,县糖果厂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从濒临倒闭一跃为蒸蒸日上,所持产品“玫瑰牌”米花糖获评省优、部优商品,至今犹是江津响当当的特产名片。

从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时代全面到来。江津商业体系一改原有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放开市场后,社会资本可以开商店、开作坊,市场竞争相当激烈。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对县糖果厂的冲击力也不小。企业年年亏损,产品无人问津,职工们也无所事事,任由发展难以逃脱“收摊关门”的命运。于是,谢锡全临危受命,从县工矿贸易公司调任县糖果厂厂长,接下了如一团乱麻的烂摊子,立志要闯出一条新路。他紧紧抓住江津糖果厂的特有资源,匠心独具地传承“太和斋”米花糖工艺,想方设法地改进米花糖口感,把猪边油改为棕榈油,加入玫瑰花瓣,不仅香气四溢,保质期也更长,由此成功创建“玫瑰”的金字招牌。

他一方面抓生产,用“多劳多得”的方式提高职工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抓品质,用“五定六联”的方式促进产量和利润双提升。就这样过了大半年,谢锡全发现厂里有了让人惊喜的变化。他每天早上7点到厂时,当天生产的第一批米花糖已经出锅,职工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规模扩大了四倍多。四层楼的生产车间,几乎天天满负荷运作。与此同时,厂区外排队购买米花糖的人常常排成了一条长龙,一时间,“玫瑰牌”米花糖成为供不应求的江津特产,并远销省外国外海外。最让谢锡全感到自豪的是,“起死回生”的县糖果厂,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一年上交税收几百万元,一举成为税收大户,还被县委点名表扬。

1994年,谢锡全从糖果厂离休。自此,他便成为了社区党组织的“红人”,长期为党员群众、中小学生讲故事、做报告。只要是社区的安排,他都是随喊随到,一打开话匣子就侃侃而谈。

特别是去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期间,谢锡全佩戴着“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多次到社区、小区宣讲革命故事,让基层党员们深入学习了江津党史,也让更多的群众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信念。

可亲可敬的谢锡全老革命,如今虽已步入人生暮年,但仍在为党的事业发挥余热。他一颗红心永向党的精神和品质,教育和感染着我们年轻一代要心有所信,方能行远。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关工委原办公室主任,现任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老干部局副局长易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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