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成都,既是军阀角逐的西南重镇,也是中西交融的文化名城。街巷里藏着风云变幻,院落中记着岁月沧桑,从闹市商街到学府坝子,从军政强人到爱国学子,共同绘就了一幅鲜活的蓉城旧影。
在这街巷中,就藏着一对爱国医者的抗战往事。

清末民初,成都城内街巷纵横,一街一景皆有故事。棉花街便是其中典型。官方因棉商云集、棉包堆积成山而定名“棉花街”,满街都是市井烟火;又因街上坐落着清代嘉庆、道光、咸丰三朝重臣、武英殿大学士卓秉恬的府邸,大学士被尊为宰相,府第称“卓相府”,百姓便顺口称之为相府街。一街双名,一边是商贩往来的喧闹繁华,一边是高墙深院的官宦威仪,青石板路将烟火与显赫连为一体,成为老成都官商并存、雅俗共赏的生动缩影。
相府街的文脉并未随清代落幕而消散,民国年间,这里再度因名医而声名远扬。武英殿大学士卓秉恬的后人卓雨农,便在卓家老宅开设医馆,承家学、精医术,成为成都妇孺皆知的妇科圣手。他的诊所就设在昔日相府的偏厅院落之中,朱门依旧,古木犹存,院内药香袅袅,厅堂洁净素雅。卓雨农专攻中医妇科,用药平和,待人谦和,每日求诊者从清晨排至日暮,因治愈病患无数,被成都百姓誉为“卓半城”。宰相门第的沉静底蕴,与医者仁心的温厚慈悲,在这条老街上悄然相融。
我的父亲于耀光,就把我们全家安居在这棉花街德茂里一处带天井的两层楼小院里。我在1945年5月19日降生在这里,太多的童年记忆,都留在了这老街巷里。
我们家的邻居卓雨农虽以中医立身,却不囿门户之见,与在春熙路开设西医诊所的家父于耀光医生志趣相投,结为至交。

家父于耀光学贯西医,1937年代从台湾人孟天成博士创办的大连博爱医学院毕业,携同校友加恋人王庆溶远赴四川成都谋生并结为夫妻。家父是山东烟台福山县的农家子弟,家母是辽宁营口大石桥的铁路职工子女。他们来到大连勤工俭学,双双考入大连博爱医学院,分别主修内科和妇科,恰巧这两专业是该校的重点学科,享有盛誉。
来到成都后,家父先是在彭县白水河铜矿担任矿医,随后才在春熙路开私人诊所。他见多识广,思想开明,既懂医术,也关心时局。他与棉花街邻居卓雨农,结为好友是天作之合。两人从医一中一西,一在相府街深巷济世,一在春熙路闹市行医,虽行医路径不同,却同样心怀家国。抗战烽火燃起后,二人以诊所为掩护,利用行医之便,秘密参与抗日救亡运动,或为进步人士诊病疗伤,或传递消息、接济爱国青年,在繁华街市之中,默默守护着一方正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卓雨农以医界翘楚的名望,成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和四川省政协委员。他曾对徐州的来访者,多次感谢家父于耀光与他共同开展医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义举。
成都老街春熙路,是一条不平凡的名街。
1924年,四川军阀杨森主持始建这条大街(初名森威路),1926年竣工定名春熙路;因馥记药房拒拆,形成东、西、南、北四段在中山广场错开的独特局;1930年代已是成都乃至西南的核心商业文化地标。
这里商业繁华,业态齐全:银楼、钟表行、药号、眼镜店、绸缎庄、照相馆、茶楼、戏院林立。
1936年三益公公馆落成,集戏园、茶园、国货商店于一体,是当时设备最完善的综合娱乐场所;中山广场(有孙中山纪念碑)是人流核心。

行览街景,可常见长衫、旗袍行人如织,黄包车穿梭,中西建筑混搭,一派热闹景象。
这里也是文化集聚区,可谓书店密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在此设点,成为西南图书流通重镇。
这里还是市民社交、集会、看电影、听戏的首选地;抗战前已受现代文明影响,同时保留浓郁巴蜀市井气息;《申报图画周刊》曾以“成都宽阔之春熙路”专题报道其盛景。
家父的私人诊所,就坐落在这条著名的街区上。在市井繁华的地界,这家不起眼的西医诊所,却隐藏着诸多奥秘。
家父于耀光与家母王庆溶皆是热心救国的进步人士,夫妇二人在春熙路的西医诊所,很快成为成都地下抗日活动的一处隐秘联络点。在这里,他们结识了齐鲁大学内迁成都后活跃于华西坝的学生运动骨干陈寰。陈寰年轻果敢,满腔热血,奔走于五大学之间,组织宣传、募捐、救护,是华西坝抗日救亡浪潮中的中坚力量。于耀光夫妇十分欣赏陈寰的勇气与赤诚,待她如亲妹;陈寰也敬重于氏夫妇的仁心与担当,因为是东北老乡,她与王庆溶拜为干姊妹,从此以亲人相称,并肩投身救亡工作。诊所的诊室、后堂,常常成为进步学生碰头、商议行动的安全场所,白衣之下,藏着赤子丹心。家母王庆溶与陈寰时常奔波为抗日救亡运动募集资金,家母还多次慷慨解囊资助陈寰的救亡活动。家母还在陈寰的安排下,秘密为前方的抗日将士筹措医疗物资。她还多次参演华西坝五大学爱国团体“海潮社”的抗日话剧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陈寰调至北京搞学运,新中国诞生后她调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事政治组组长。1982年我赴北京拜访她,她一再感谢家母在成都支持她搞抗日救亡运动的义举。赞扬家母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展示了一个医生的爱国情怀。
家父于耀光的抗日足迹,还与另一位爱国志士紧紧相连。早年在彭县白水河铜矿当矿医时,他便与以国民党资源委员会铜矿专员身份为掩护、暗中从事工人运动的桑即藩相识。桑即藩是云南入川的抗日名士,表面任职矿务,实则发动矿工、宣传抗日,两人一见如故,默契相惜。后来在春熙路于耀光诊所重逢,身份虽异,救国同心,当即约定联手行动。于耀光以医生身份作屏障,为地下工作提供便利;桑即藩则凭借广泛的社会联系,组织工运、联络各界,两人里应外合,让春熙路这间西医诊所,成为连接学界、工界、医界的抗日纽带。
与此同时,城南的华西坝依旧钟声悠扬,成为大后方最宁静也最炽热的文化高地。锦江之畔,荷塘映树,中西合璧的楼宇错落其间。抗战爆发后,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相继内迁,在此组成华西坝五大学联合办学的盛景。书香之中,救亡声起,无数青年学子走出课堂,走上街头,以笔为枪,以歌为号,以知识与热血唤醒民心。齐鲁大学的师生更是其中先锋,从罢课宣传到战地救护,从募捐劳军到民主运动,用青春书写下不屈的篇章。

在陈寰的引导下,家母的抗日救亡热情,也曾在这华西坝迸发出炽热的火花。
从相府街的宰相旧宅、名医济世,到春熙路的西医诊所、暗潮救国;从华西坝的朗朗书声、学子热血,到五大学的联合救亡、薪火相传,老成都的每一条老街、每一座院落,都藏着一段可歌可泣的往事。卓雨农的药香、于耀光夫妇的仁心、陈寰与桑即藩的奔走、华西坝学子的呐喊,交织成一幅家国同在、风骨凛然的民国成都长卷。
一街藏古今,一坝汇中西,一城记风云。这些藏在青石板与老砖墙里的故事,不仅是街巷的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文脉与风骨,历久弥新,光照后人。
责任编辑:唐子韬







